登录
  
“中国发展治理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举行

发布日期: 2016/12/21  作者: 网站管理员   浏览次数: 669   返回


近日,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泛区域发展与合作专业委员会揭牌暨《中国发展治理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在商学院圆满举行。本次会议是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泛区域发展与合作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商学院副院长王周伟、社科处副处长公磊致欢迎词,接下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尹伯成教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张幼文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一起为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泛区域发展与合作专业委员会揭牌。接下来,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三十多位经济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张幼文会长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这一战略必将影响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全国的经济学家,包括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的会员理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力量研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重大问题。他非常欣喜地看到,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赵红军教授能够牵头积极申报《一带一路泛区域合作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并准备积极带领区域经济学科的相关学术骨干从事一带一路相关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建议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学术骨干甚至上海师范大学其他学院的学者以及上海相关领域的经济学者也能参与进来,做好这一专委会工作。
第一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尹伯成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对经济学的启示”。尹伯成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最早一批经济学家。尹教授指出,开放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而改革则是推动开放得意实现的重要政府治理变革,它促使了国内区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效率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尹教授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八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展望未来,我们仍然要一如既往地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全面深化改革,讲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强调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发展与共赢的舞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运用这一经济平台,一是,可以促使改革开放更进一步,二是,也可以相互学习,互联互通。尹教授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梦大有希望!
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研究员,权所长发言的题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机遇。权所长首先指出了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即经济发展、经济总量不平衡、经济增速不平衡、人均GDP不平衡、人口增长及结构差异明显。进而,他接着讨论了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的重要问题。他指出亚洲贸易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高,但是一体化水平不均衡,差异巨大。目前,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只有东南亚的区域内贸易占比较高(25%左右),而南亚和中西的区域内贸易占比非常低。同时,亚洲贸易一体化的质量也在提升。贸易品技术水平整体向中高和高级水平提升。此外FDI一体化水平也较高。其中,亚洲区域内FDI流量占总流量的52.6%。各区域FDI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FDI区域内流动主要聚集在东亚和东南亚,而中亚、南亚占比很小。从区域分布来看,各区之间差别巨大;其次相比移民,旅游人数占比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权所长指出,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后,权所长强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带’和‘一路’将成为亚洲经济腾飞的两翼,也将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
第三位报告人是上海市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鞠立新教授,鞠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区域联动协调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治理的启示——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鞠教授列出了地方发展和国际区域发展的种种不同观点,指出了地区差距过大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江经济带迅速崛起,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迅猛,并且长江沿线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也大幅度提高。接下来鞠教授梳理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本轨迹,最后鞠教授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西部城市的迅速崛起,在跨区域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并探讨了这一经验对一带一路发展的治理的重要启示。这一经验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政府主导,市场为基础,交通为先导,企业为主体,渐进式突破相结合。
第四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红军教授,赵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意义与可能的世界影响》。赵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八年了,是到总结中国发展治理国际经验的时候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治理,英文称Chines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特指政府扮演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方法、手段、原理或者艺术。但对于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含义,学界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譬如乡镇企业论,产权论、财政分权论、改革开放论、后发优势说等等。赵教授提议,应该从历史的、宽广的、纵深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含义。他指出,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发展证明,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带来了稳定而相对高级的农业经济发展绩效,这样的发展绩效证明了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强势政府是中国适合农业耕作的自然、地理、小农经济和内敛文化演进的自然结果,这一政府治理模式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被证明的拥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治理模式。经验是什么?那就是统治者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主义哲学和治理经验与教训,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否则就面临着动荡与挫折。除了外生的气候冲击,内生的经济冲击之外,中国历史上很难产生促使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条件与可能。但改革开放三十八年的经验与此存在很大不同:第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扮演了重要作用,但没有强势政府的推动,这一切均不可能;第二,强势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财政推动、基础设施提供、财政分权拉动等方面。赵教授呼吁,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应该尽快研究,总结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核心要素并探讨这一发展治理的经济学普世意义。
第五位报告人是土耳其Dokuz Eylul大学的Berna Kirkula教授,她报告的题目是“CAN CHINA BE A ROLE MODEL FOR MENA REGION?”。该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政策,可以与中东地区建立更为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友好关系。因为“一带一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参与国的资源共享、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相互之间的商业交流也更加频繁。其次,Berna Kirkula教授指出:目前,大多数的中东地区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人口高增长率以及年轻人较高失业并存的特征。目前中东地区的人口现状是:占世界人口比重的6%,几乎和欧盟的人口规模一样。尽管中东地区的人口增长较高,但是其经济增长仍然远落后于”金砖国家”。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方面,其实中国应该扮演更为积极和主动的角度。原因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能源供应,因此,要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发展给予特别地关注。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包括中国对地铁、公路、管道线、航运线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与合作;这些政策旨在通过贸易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的强权“重返亚太”政策相比,中国的政策要更加和平,同时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又没有宗教冲突、殖民历史等方面的负面资产,因为双方之间可以建立更加有利的经济、贸易与政治关系。此外,中国对于敏感问题,总是试着求同存异。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中东地区不存在民主、言论和人权自由等问题,没有对中东的独裁政权进行犀利的评判,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和中东地区关系向着良性方面发展的良好基础。Berna Kirkula教授得出结论:中国与中东地区关系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实行双赢策略,对于中东冲突的敏感问题需要谨慎。我们中国对中东问题没有政治意图,与美国相比,没有教派问题,中国的儒家学说有利于与中东国家发展,一带一路的贸易政策尤为明智。
第六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商红日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一带一路的三体思维与全球治理困境的破解”。他从全球治理困境的认知、全球治理困境的再认识、三体思维的逻辑和突破全球治理困境的可能性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认为,国内关于全球治理困境的认知有陷入制度困境论说、复合困境论说和综合困境论说。陷入制度困境论认为全球治理已经陷入制度困境,体现为“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的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的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等。“复合困境论说”认为全球治理根本的困境是同时存在着“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危机。该种论说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并且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导致参与困境;同时,存在着一些行为体的“搭便车”行为,导致责任困境。“综合困境论说”是对诸多困境论说的综合,主要包括“价值困境”、“主体困境”、“对象困境”以及“制度困境”等。
商红日教授认为:国内关于全球治理困境的讨论尚存两大不足:一是对“发展”的集体默认;二是对人类意识的建构不足。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再认识,商教授首先对全球治理困境作了定义:人类共同问题的全球化与追逐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环境与生态、贫困、恐怖威胁、毒品、流行疾病、资源枯竭、金融危机等人类问题或影响人类问题解决的发展问题呈现全球化趋势。利益最大化依然是具有全球影响能力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国家联合体和跨国公司的首要原则。他提出聊所谓的“三体思维”逻辑。所谓“三体思维”是指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最后,他提出“三体思维”的新理性将发展这个核心问题置于全球共同体的场域中,将发展的正义视为根本价值,追求发展的有限性、相互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而这个价值具有可接受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而“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将提供一个运用新理性、倡导发展的正义、实现分散对接而取得发展实效的示范性案例。
第七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建勇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地方政府与中国城镇化:重庆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吗?”。该报告是以地方政府与中国城镇化模式为背景。他认为,这一过程中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一是基础设施,一是招商引资,这就是典型的有为政府的体现。但是,2009年以后,这条道路似乎越来越艰难,出路是什么?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得从反思与考察重庆模式开始,该模式的核心是引进了巨头公司+先租后售,而不是所谓的成立8大国有投资公司。他的观点是,中国土地市场完全私有化的道路行不通,而现有土地制度的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让流动人口完全享受公共物品均等化,他明确不支持私有化与家庭农场大型化。他认为,当前紧迫的是廉租房与子女入学等,对不同的公共产品要采取“一事一议”的策略。
范教授就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三点反思:城市建设是依赖于土地公有+信用创造,当这一方法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出路应该是什么?回想当年,是城市住房市场的改革,才促动了经济长达10多年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经济增长。现在,该是对流动人口实施福利赠予与补偿的时候了。对流动人口来说,公共产品均等化最急需实现的是:子女入学+廉住房,而不是养老与医疗。反观上海市部分地区的逆向做法,对流入人口的子女入学设立高门槛等现象,他表示难以理解,也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第八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潘春阳学者,他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他的报告运用了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和相应年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检验了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他的发现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在此基础上,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1)要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和审核,确保跨国公司境外运营的合法性和规范性;(2)要积极推进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交流合作。在学习他国文化和经验的同时,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路精神,从而有效发挥 FDI 的“示范效应”。(3)要坚决打击跨国 商业贿赂行为,牢固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
第九位报告人是来自东南大学的徐康宁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与长期低速增长”。他先以一个问题抛砖引玉:当前世界经济怎么了?他列举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四大问题:(1)全球金融危机八年后仍未出现像样复苏;(2)全球化遭遇20多年来的最大逆袭;(3)不确定因素伴随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出现;(4)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在阐述的过程中,他通过一系列的图表指出:当前经济并不比当年经济危机深重时好多少、发达国家的利率已降至无空间,不是国家与政府不努力、全球贸易50年来首次低于经济增长的现状。他认为,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乃至结构性矛盾。
这种结构矛盾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失衡、国际分工愈加严密,却未换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新经济并未带来新产出以及全球化自身的结构缺陷。总的结论就是由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的结构性矛盾之中,一时难以调整,低速增长将是长期趋势。最后他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一困局的个人观点。首先,长期低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国内外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次,继续主动适应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另外要利用全球经济积极因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策建议的关键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有关产业升级,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1)利用全球经济一切积极因素;(2)既要积极加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又要敢于和善于自建价值链体系;(3)不乏成功先例:华为、南高齿;(4)实现生产要素全球配置是必由之路。
(商学院 蒯欣欣整理,赵红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