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民革命视为共产主义革命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以来，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逐步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还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1927年1月由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创刊的《国民新闻》发表日侨、《上海日日新闻》创立者宫地贯道的文章《国民政府的真面目是什么：共产国民党的内情》。该文直接将国民革命看作由“共产国民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宫地认为，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行为，致使共产党作为秘密组织进入到国民党内部，共产党掌握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任职，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最高顾问，对政治整体有极大发言权，其他俄国军官被任命为参谋处长、海军处长等重要职务。该文进一步认为此后国民党内和政府内的“共产派势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迅速扩大。廖仲恺被暗杀以后，蒋介石部下“共产军”逮捕反共产派将领梁鸿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被移送苏联。因而宫地认为“此事以来，国民党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皆存疑惧之念，很多渐渐退出广东。广东完全落入共产派手中”。1926年国民党二大中执委改选，谭平山再次出任组织部长，汪兆铭当选宣传部长，“国民党内势力完全落入共产派手中”。
宫地贯道在《国民新闻》上撰写的文章体现了一部分日本人对国民革命领导者及革命性质的认识。北伐开始后，日本政府及舆论界均对国民革命是否为苏联指导下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否可能在苏联的引导下演变为共产主义革命十分关注，担忧大规模“赤化”运动影响日本在华利益。日本广东总领事代理清水亨于1926年8月13日电告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指出北伐战争由苏联人直接策划，俄国顾问随军出征。北伐军极为重视政治宣传，既是军事北伐也是政治北伐，且后者尤为被苏联及国民政府看重。宫地贯道也在《国民新闻》中指出，北伐军是“共产化”的军队，是仿效苏联红军制度打造的军队。其中黄埔军校本身即实施共产主义教育，北伐军军、师、旅、团及以下各级在军事长官之外另设党代表一名，部队行动无党代表附属则命令无效。宫地还认为，北伐军党代表一般由黄埔军校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出任。正因为如此，宫地在此文中直接将北伐军称为“共产军”。此外，满铁理事东京支社长入江海平也在当月的《中外商业新报》（《日本经济新闻》的前身）中指出，黄埔军校采用苏联制度，国民政府组织、制度也一应依照苏联模式，对苏联影响下的“赤化”运动感到忧虑。
《中外商业新报》刊登的实业家发言
汉口事件以后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革命高潮到来，1926年12月起武汉、九江工人发起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运动。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大会，其中在汉口的活动遭到英国干涉，数百名革命群众被英国巡警打死打伤。惨案发生后，中共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30万群众参加反英示威大会并占领汉口英租界，国民政府遂乘势接管。日本政府将这一事件认定为“苏联煽动所致”。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当即表示针对“国民政府可能****收回帝国的租界”的状况采取“断然措施”。《国民新闻》刊载的宫地贯道文章中也就“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的国民政府”，与“试图保护既得利益的日本”能将亲善关系维持到几时提出了疑问。1月20日起《中外商业新报》以“实业家所见的对华问题”为题连续刊载了十位日本企业家的发言。
受邀的日本企业家均不约而同地对汉口事件表示出了极高的关注。其中台湾银行行长，后来担任过经团连副会长、日经连常务理事的森广藏毫不客气地指出“同情是同情，既得利益是既得利益”，认为由北伐军蔓延开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关乎日本的安危，不应该只视作对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不可隔岸观火。满铁理事东京支社长入江海平则认为汉口、九江的事件是国民政府共产派（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共产化运动，这一活动将颠覆在华日侨的私人权利和日本企业，破坏“东洋的和平”。因而日本政府须要采取“断然措施”。东亚兴业会社常务、东亚同文会创立者之一白岩龙平则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北伐军行动是否会波及到上海，其结果可能进一步波及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可见，随着北伐军的势头一步步向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重镇上海，日本政府与日本企业对国民革命的关注也空前提高。以汉口事件及其后在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中国居民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冲突为契机，日本舆论也摆脱了旁观者的态度，力主对国民革命实施干涉。特别是币原喜重郎外相逐步接近国民党右派，通过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蒋介石接触，促使蒋介石逐渐倒向“清共”。
币原喜重郎
对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报道
北伐战争进入高潮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领导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于1927年3月21日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最终成功，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日本媒体对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作出了细致的观察，展开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譬如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长村田孜郎撰写的对“共产革命”的回顾。村田认为北伐以来“在上海共产党员期盼北伐军来到上海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恐怕就和年轻男女等待婚礼的心情很相似”。村田指出从第一次武装起义到第三次起义，中国共产党通过出色的群众运动，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发展了8-10万党员加入国民党，扩展速度令人惊讶。村田还观察，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是以工人团体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到第二次武装起义之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核心机关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从第一次武装起义到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有组织。最终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工人纠察队一口气缴获了数千挺枪支和数挺机关枪，在第一线活跃的青年共产党员罗亦农、汪寿华等，显示出了意气冲天的气概，令村田本人也大为惊叹。
在国民革命不断高涨的背后，日本媒体也看到了革命即将分裂失败的隐忧。1月宫地贯道就在《国民新闻》中就曾指出“国民党之中有内心并非‘共产派’的蒋介石，蒋介石此前已经尝试了一次政变（中山舰事件），将共产派从国民政府中驱逐”。日清汽船会社长森辩治郎在1月的《中外商业新报》中提出国民政府军从存在左倾、右倾两派，利害关系并非完全一致，其构成分子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分裂。村田孜郎也在对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回顾中提到，工人起义之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矛盾越发突出，直属蒋介石的钮永健（与汪寿华同为市临时政府常委）为首领的右派，与以陈独秀为首领的左派的分流，在第二次起义到第三次起义之间已浮出表面。
《大阪朝日新闻》关于陈独秀被“杀害”的不实报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
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日本媒体亦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连续通过“上海特电”报道了政变之际的实况。15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报道，闸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被强制解除武装后，4月13日下午1点数千名工人示威，示威队伍决定分为三路**，第一路开向宝通路第26军政治部，第二路向大通庵第26军司令部行进，第三路向宝山路、鸿兴路的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行进。示威者随后与26军士兵发生冲突，工人死伤众多，酿成“宝山路血案”。26军严厉警戒，驱逐工人，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及俱乐部被26军士兵封锁。14日白崇禧命令苏州驻军解散苏州总工会。《大阪朝日新闻》特别注意到了政变之后上海街头的耐人寻味的反应：城市之中挂出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显著减少。
日本媒体还报道了国民党在政变后屠杀共产党人的骇人事态。《大阪每日新闻》记述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汪寿华乘车外出时被枪杀，20余名共产党干部被逮捕杀害。《大阪朝日新闻》也报道汪寿华在闸北工人纠察队武装备解除之时被杀害。由于政变之际上海局势混乱，各种来源不明的消息满天飞，《大阪朝日新闻》也报道了不实的信息。14日的报道中甚至出现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被杀”的消息。文中提到陈独秀当时潜伏于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内，听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事件后（4月6日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李大钊被捕），撤离使馆，遭刺客尾随，在某租界内被杀害，刺客逃走。陈独秀之死因为对共产党影响巨大，故共产党掩盖了此消息。该文进一步说“并称为南陈北李的中国共产主义指导者接连遭遇厄运”。而后还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陈独秀的生平，称其为当代数一数二的评论家、与李大钊同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指导者的第一人。另外，7月6日的《大阪朝日新闻》还报道了上海的共产党机关遭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袭击，多名共产党员被捕，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被杀害的消息。
从北伐战争开始到国民革命失败，日本媒体持续关注着革命的动向，特别是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状况，特别是担忧“赤化”，唆使日本政府采取干涉措施，保护其在华利益，可以说也充分体现了其关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动机所在。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