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位于中国新疆的腹心地带。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环绕在塔里木四周，使其成为一个干旱少雨、沙漠广袤的地区。四周的高山冰雪融水成为塔里木最重要的水源补给，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等，最终汇聚于沙漠中央的塔里木河，孕育出塔里木盆地大大小小的绿洲，滋养了古代西域三十六国等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缘地区的城邦文化，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明。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塔里木地区便是众多绿洲国家的繁衍生息之地，也是西域各族群频繁迁徙之地。早期的楼兰人、龟兹人、于阗人、塞人和之后的匈奴人、中原人、柔然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蒙古人等先后生活于这一地区。同时，散布在中亚各地、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在长途的经商过程中也与塔里木地区的族群进行着广泛而持续的交流。这些汇集的人群和流动的部族都对塔里木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文化衍变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塔里木地区成为多民族的汇合之地，奠定了多元文化发展的基础。
不同地区的族群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让塔里木逐步成为一个文化兼容并包、宗教多元构成的区域。无论是原始崇拜还是广泛存在于西域地区的萨满教，以及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文化都能在这里寻觅到踪影。同时，早在魏晋时期传入西域地区的中原本土的道教，也在塔里木地区获得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其盛况不仅在吐鲁番的一些出土文书中可一窥究竟，甚至在较早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楼兰地区，其部分墓葬文化也带有中原道教文化元素。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西域，影响深远、传播地域广，成为塔里木地区的主流宗教。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楼兰、高昌等都成为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发展臻至鼎盛。一时间，塔里木地区寺院林立、僧侣众多，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对塔里木绿洲小国佛教的盛行多有记载，现存的苏巴什佛寺、克孜尔石窟和高耸的楼兰佛塔，都是对塔里木地区佛教盛况的展示。
其中，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龟兹国，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交汇点，而乐舞正是龟兹文化的精髓所在。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其杰出的音乐艺术居西域之首。至今留存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盛会，千姿百态的乐工与各式各样的乐器交相辉映，妙趣横生。
由于塔里木地区南、西、北三面环山，只有东部的盆地是连通中原及蒙古草原的通道，因而与中原内地进行广泛交流成为塔里木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在尼雅古城出土的汉魏织锦，就体现出这一趋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民丰县正北约1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沿古尼雅河呈南北向分布，规模较大，保存状况良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联合科考队进入尼雅河流域进行考察，出土了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延年益寿长葆子孙”以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等字样的汉文织锦。这些做工精良的织锦，代表了汉魏时期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也体现了中原社会文化和家庭观念在塔里木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为进一步探索尼雅古国文明以及探讨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新近出版的《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在塔里木地区特殊自然环境下保存下来的墓葬、石窟、佛塔寺院、壁画、经卷、文书等历史遗存，展现了汉唐时期塔里木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正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相互渗透，将塔里木从一个被山川、荒漠隔绝的闭合地理空间，通过丝绸之路的连结，成为多种文化、多个民族的汇集之地，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百源汇集的塔里木，丰富着人类文明，为现代“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着丰富的精神滋养。
（作者单位：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