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19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非常贴切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观点，也代表了英国的传统思维与务实做法。
检索《泰晤士报》上的相关内容，我们发现，即使是代表着保守党势力的、相对偏右的这份大报，也基本上奉行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线，对中国的局势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基于英国在华经济利益以及香港问题的现实考虑。这种英国视角很值得我们探讨。
一、共产党胜利因素的分析
虽然中国并不是英国政界、民间和舆论关注的重点，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泰晤士报》能够对中国局势与走向有基本准确的判断。《泰晤士报》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就报导了这条消息，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几乎追踪报导了新中国的种种动向，特别是解放军的进军状态，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等消息。
在报界舆论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所反映的英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的看法。10月22日第五版的《中国革命》一文，全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胜利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文章首先从国共两党军队的优劣着手，指出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蒋将军下台后，国民党军队不复存在。政权的失败、撤退和腐朽已经彻底削弱了它的战斗意志。正如托洛茨基（TROTSKY）在1917年谈到俄罗斯士兵时所说的那样，国民党士兵吃不饱，拿不到薪水，“厌恶地看着一堆弹药筒，犹如看着一堆生俎的肉。”他们的指挥官知道这一点，意识到抵抗是无用的，明智地承认了失败并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英国舆论界对中国内情了解的程度，即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导致军队失去战斗力。将领则可能“识时务者为俊杰”，作出其他的安排了。
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方面，则是“共产党人拥有一支不可估量的优势的军队，他们的薪水虽然微薄但有规律，吃得简单但管饱，他们信任军官并相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在共产党队伍中当兵时间长的士兵都学会了阅读，因此可以跟踪和理解他们所参与的战争。他们严明的纪律使其受到许多害怕他们到来但已经厌倦了（国民党）政府军队无法无天和抢劫的人的欢迎”。把人民解放军强大战斗力的原由描述出来了。
接着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革命特殊性所在。文章认为背后的政治力量虽然只有人数很少的学生、老师和一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疑虑重重，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少，组织不健全，从而构成了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最大的区别。文章还指出，英国人并没有看到大城市里的共产主义起义来迎接前进的解放军。其结论是，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的权力必须主要建立在农民身上。农民占4.5亿人口中的80%左右。最有意思的是，英国早在这时就指出了，“这一事实必然会影响中国革命的速度和方式，甚至可能需要对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一些改写。”这体现了英国舆论界非常超前的思想观念。
此外，该文准确地指出了农村是共产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分析了共产党对地主、中农、贫农等不同的政策与态度。指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工农业的低效，出路在于土地的集体化。“困难在于，土地改革虽然必要且受欢迎，但无法解决中国工农业生产低效的经济问题。工业化需要国外的帮助，而农业的改善只有通过集体化才有可能。”再结合早在1947年5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特别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腐败，牢固地获得了大众的尊敬。
这些对国共两党力量优劣的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它反映了英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局势的清晰了解。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媒体相对的客观性。
事实上，从国共内战开始，英国各界日益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腐败，由此影响着英国社会对国共两党的态度。英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变得冷淡，甚至日益恶化；英国民间对国共两党也有相当多更为客观的报导与评论。
在政府层面，英国和国民党的关系变得冷淡并趋向恶化，对蒋介石政府指责日盛。事实上，早在1946年英国贸易部访华代表团访华期间，就充分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代表团后来的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目前中国生活中最根深蒂固和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一。1949年3月的一篇报道称，“三十年来试图集中在国民党统治下，带来了腐败和无能的毁灭。”英国工党议员更是严厉抨击蒋介石政权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海军在1949年后期封锁大陆时骚扰英国商船和阻止英商贸易，英国政府十分愤慨，警告国民党方面不要袭击英国船只。1950年5月24日，才华横溢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辩论中进一步指责国民党对大***的危害，说其对英国在华利益造成的损害“比共产党人更大”，并认为“共产党人向他们征税，向他们收费，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不实行封锁，他们的困难大概率是可以克服的”。
在民间舆论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更多相对客观的文字。在1946年双十时报导称国共双方互不信任，1947年报导解放军在山东的胜利。似乎只在1947年3月报导一条“中共失去威信”的信息，但到了8月，就刊登了两封致编辑的信，共产党允许基督教礼拜活动照旧。1948年2月社论指出国共都坚持一党专政。11月20日称“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更大的成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12月28日报导了共产党做好了夺取上海的准备工作，包括稳定机关人员、物资供应，打击囤积居奇行为等。1949年5月中共逼近上海，5月26日称中共占领上海，上海外商状况良好。27号刊登了共产党控制下的上海大城市的图片。6月24日，报导了共产党疏通黄浦江，声称部分外国商人对留在上海表示乐观。
图片新闻：《上海：共产党统治的大城市》（1949年5月27日）
统观这一阶段的报刊文章，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英国舆论界，基本上能够跟踪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虽然偶尔也有失措的文字，但大体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特别是对国共两党成败得失的分析，虽然不能算是入木三分，却也是合乎现实的。
二、承认新中国的内在逻辑
英国有着务实的传统。所谓“永恒的利益”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因此，承认新中国，尽可能地保护其在华利益，成为英国率先承认新中国的必然逻辑。
承认新中国其实早有预兆。早在1949年4月20日的紫石英号事件后，《泰晤士报》就提出严厉的质疑，“为什么英国不事先与中共取得联系？”报刊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要改变英国政府的行动，认为在坚持“欧洲第一”的同时，也到了应该在中国采取相应行动的时候了。为了捍卫英国的在华利益，至少有必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
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当天发布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外，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导。在4日这一天发了一组图片新闻——“共产党体制下的北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喜庆场景。这组照片共4张，其中左上照片，悬挂着的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上方有毛泽东、列宁、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朱德（不过在图片说明文字中，英国人把排列的位置弄反了）的照片；右上图片是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游行场景；左下是铁路工人扭秧歌的情景；右下是紫禁城南大门入口处，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照片，下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
图片新闻：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北京（1949年10月4日）
该报在10月和12月两次刊登题为《关于新中国的承认问题》的文章。其中10月27日的文章是支持立场的。该文指责了某些人的言论——即只有中国承担其全部义务，（西方国家）才能承认新中国。文章还指出，“尽管大部分在远东的英国观察家们准备承认他们可能没认识到这件事在全球范围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但他们仍然相信：从亚洲人民的视角来看，如果他们拒绝承认新政府，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还相信不合时宜地拖延承认新政府可能会导致很大的损失。英国在中国的权益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势力，英国应当在这一问题上率先表态。”最后还指出某些人想法，“这只是在掩盖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尽早达成与有效的中国人民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合意。这样一来，两国之间产生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来处理。”
丘吉尔在1949年11月17日议会下院辩论时，也明确提出承认新中国之事：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控制了中国如此大片领土的中国共产党持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他们？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一种赞同之举。人们不得不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敌人的世界上承认他们并不喜欢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建立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当一支庞大而强大的群众被组织起来，成为大面积和大量人口的主人时，可能需要与他们发生关系。甚至可以说，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外交的时候。
我们当然应该与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人口进行适当的接触。我们应该基于一般理由提出这些意见，而不是关于保护英国特定利益的所有论点——而且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论点。我要再说一次，似乎很难证明与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合理的，并且甚至与其在中国的巨大分支保持事实上的联系。
当天代表自由党的议员威尔弗德·罗伯茨（Mr Wilfrid Roberts）也赞同丘吉尔的看法，认为承认新中国“是有道理的”，“没有看到无限期延迟的什么障碍。”
当然也有反对意见，12月23日刊登的一封致编辑信就属于这种。信中反问道，“承认这个政府的理由很令人信服。我认可所有这些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不会只在短期成立吧？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商业利益，共产党同意我们即刻即可获取这些利益。然而，他们又能获利多久呢？”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可以看到，舆论中似乎赞同承认新中国更有优势。
在1950年的1月7日，《泰晤士报》报导，“英国政府昨天承认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暗示了愿意交换外交代表，撤回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同一天，还刊登了支持承认中国的文章《为英国承认辩护》。其中引述一位学者的话，说承认新中国的理由是简明又充分的，承认并不是对良好行为的奖赏，或者是一种政治同情的迹象，那不是政府认同任何政策或隐含着赞同中国或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它仅仅是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对几乎全中国行使权力……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与共产党政府来进行，或者完全没有接触。
无论是从在华经济利益考虑，还是从尽量保持香港现状考虑，迫切需要求得与中方沟通和谅解，或者仅仅只是与一个在全中国行使实际权力的政权考虑……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展示了英国舆论界，大多倾向于承认新中国的事实。
这里，务实的英国人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抛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把利益与现实放到首位。英国人擅长于将民族利益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较少受其他无实际意义的因素的约束。十月革命后，英国也曾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苏联。因此英国承认新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护和发展其在华利益。而且在与美国“特殊关系”的时刻，能够不管美国的想法，独立自主地承认中国，不能不说既是“永远的利益”在说话，在某种意义还是“约翰牛”的独特个性使然。
三、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会对中外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中英国会打什么算盘？这些问题在报导中也隐约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有自己的主张，“反帝反封建”就包括推翻或摧毁原来的西方殖民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与不当权利。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还有其他的考虑。
在上面提到的《中国革命》一文中，还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如何应对共产党中国问题。它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指出，“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改变了整个亚洲和远东的力量平衡”。接着提到了“像所有的革命一样，它可能会释放中国人民隐藏的能量，并激发一直是中国性格一部分的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结论是“新中国不会好对付”。
但是，文章笔锋一转，从俄国的榜样，推导出西方人应该做的事，说俄罗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软弱和依赖的情况下，已经在寻求通过修改满洲里条约来避免麻烦”。所以，“西方大国应该在自己的政策中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远见和技巧”。文章认为机遇在于“中国的落后和贫困，以及中国农民的迟钝，将对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施加限制，这可能成为西方的优势”。“或许可以说服共产党政府，鼓励与西方的贸易和其他关系大有裨益”。
总之，英国希望通过承认新中国，利用这个机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在华利益。在英国人眼中，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都抵不过保护其在华利益的更大需求。
（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