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中国研发核武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说起中国核武器的研发过程，可以说是历经艰难。不仅有自身内部条件的困难，更有外部环境的阻挠。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大量美国对于当时中国核试验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从官方档案视角出发。本文选取美国主流报纸之一的《纽约时报》作为切入点，时间范围是自1955年中国开始筹建核工业起至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前，探究美国主流媒体是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的核试验。关于这一时间段，可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解读，分别为1955年至1959年苏联停止与中国合作、1960年至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国第一次核试验）、1964年10月16日至1966年10月28日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前以及1966年10月28日至1968年10月中国进行第八次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第一阶段：1955年至1959年苏联停止与中国合作
中国的核试验自1955年起就开始着手准备，但是由于中方保密工作以及信息传递等外部因素，美国媒体起初得到的信息不是很多，纽约时报对于早期几年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报道比较少。根据材料的收集情况来看，从1958年起关于中国核试验的报道开始逐渐增加。在这一阶段，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核试验的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国核试验时往往需要顾及到苏联这一因素。1955年至1957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来发展核技术。苏联帮助在北京附近地区建立了用于研究的反应堆，并于1958年开始运行。除此之外，苏联也帮助中国培养一批核领域专家进行核试验。因此，美国政府若想插手其中，是绕不开苏联这一因素的。据纽约时报报道称，1958年6月，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希望在中国和苏联设立机动检查站，以监督相关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施。此时，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来控制中国的核试验，毕竟这一阶段中国的核试验主要依赖于苏联。
第二，美国一些社会人士分析一厢情愿地指出，中国欲加入联合国与中国欲进行核试验是自相矛盾的两件事。据纽约时报报道称，一项世界通用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中国产生两个影响：其一，中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意味着自动将其带入联合国；其二，条约的签署将使中国丧失研发核武器的机会。换句话说，中国一旦签署相关禁止核试验条约，意味着世界要与其进行全面合作，那么这一情况下必然要使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一旦中国加入联合国，它就会被剥夺进行核试验的权力。所以，这些分析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与进行核试验只能二选一。
第三，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也蠢蠢欲动。例如，美国举行相关听证会进行分析。1959年2月，国会裁军委员会公布了关于1958年中国进行相关核试验的听证会证词。同时，美国社会各界也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亚瑟·蒙克（Arthur W. Munk）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提到，要想阻止中国拥核可以给予中国联合国席位，台湾地区应当由联合国进行托管。在1959年5月4日的报道中，众议员加州民主党人霍利菲尔德也认为“如有必要，他支持美国可以承认中国以确保其不再进行核试验”。
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
随着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苏联于1959年6月取消相关合作协议，并于1960年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因而自1960年起，苏联不再继续支持中国进行核试验，可以说中国在这四年里是独自发展核武器直至成功。1960年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1960年6月15日，当时身为参议员同时也是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表示，支持北京政府接触并建议中国加入“日内瓦谈判”以寻求停止核试验。他同时认为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应该出现在下一任总统任职中。乍一看，似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然而，一篇名为“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于1960年9月11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文章叫嚣由于中国进行核试验，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后来的历史也表明，这种“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社会很有市场，特别是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更加强烈。关于这一阶段的报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政府继续不断要求中国加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简称PTBT、LTBT或NTBT）以寻求停止中国的核试验。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是签署国家除在地下以外禁止在大气层、外太空以及水下进行核试验。它由美国、苏联和英国于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之后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该条约于1963年10月10日生效。早在该条约的谈判阶段，美国就不断要中国加入这一条约的签订，以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
第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批评中国的核试验。随着中苏分裂，苏联从上一个阶段的支持中国转而倒向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1961年8月6日报道称，苏联在日内瓦多次向美国团队保证他们决不会帮助中国获得核武器。1963年8月4日报道称，苏联反对由中国提出的一份更彻底的裁军计划（即中国呼吁所有国家全面禁止进行核试验和摧毁国内核武器）。另一方面，不仅苏联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加入其中，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于1963年9月批评中国的政策，谬称中国为一个好战的国家；东德于1964年4月竟然声称中国在美苏之间掀起核战争。面对这一情形，中国也给予了回应。1963年7月20日报道称，中国认为苏联的政策带有“投降主义”——即向美帝国主义投降。1963年9月2日报道称，中国认为苏联公开了共产主义阵营的秘密给美国。在这一阶段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只有巴基斯坦在1963年9月表示支持中国，特别是中国提出的所有国家全面禁止进行核试验和摧毁国内核武器。
第三，美国时刻关注着中国核试验的进程，并探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核试验成功后的状况。早在1962年5月，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就在纽约时报上预测中国可能在今年就能引爆一个核装置（虽然结果不准确）。1962年9月，美国最高级别裁军委员会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很可能在一至两年内拥有许多核装置。1964年9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腊斯克表示中国会在近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同时他也强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一库存核武器和现代化发射系统的存在。
第三阶段，1964年10月16日至1966年10月28日中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前
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媒体便“炸了锅”。仅1964年10月下半月，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就多达十几篇文章。在原子弹爆炸后，纽约时报立即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17日刊登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北京政府保证在未来决不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率先使用核武器……北京政府宣布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民免受来自于美国核战争的危险。1965年5月，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1966年5月，中国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两次核试验为第四次核试验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关于这一阶段的报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据纽约时报报道称，日本政府于1964年10月17日发表声明称“表示深深地遗憾”。所有日本政党以及大部分日本公众舆论对于中国核试验成功都反应强烈。1964年12月4日，日本又一次评价中国所进行的核试验。对此，中国于1964年11月24日对此进行回应，表示中方进行核试验与他人无关，只与中国自身有关。1966年3月15日，中国指责日本试图引进美国核武器进入日本来反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除日本以外，印度也于1964年5月14日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发表强烈反应。
第二，美国媒体对于中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在1964年10月18日，题为“中国原子弹”的文章中梳理了中国的基本情况（例如人口达7亿）、中国核试验的过程、中国原子弹的情况以及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加入核俱乐部很可能对于其亚洲邻居（如日本、印度）产生特殊的心理影响。关于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对于核武器的垄断，鼓舞了其他不发达国家进行核试验。与此同时，中国由于获得核力量也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在1964年10月17日，参议员帕斯托（John O. Pastore）认为中国核爆炸使得在未来任何关于核试验监督和核武器控制的条约中都应当把中国包含在内。1964年10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认为五大核力量（包括中国）应该在明年召开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会议。
第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未在第一时间获得世界舆论的祝贺。据纽约时报报道称，截止到1964年10月19日，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政党，主要包括苏联以及寻求在中苏关系中保持中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未向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表示祝贺。中国收到的外部祝贺主要来自唯一一个不结盟国家——柬埔寨、社会主义国家北越和朝鲜以及以日本、阿尔巴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此外，罗马尼亚于1964年12月17日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表示理解与支持，原因是罗方倾向于支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独立自主。
第四，美国十分在意中国未来核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导弹技术与氢弹技术方面。1966年3月7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测中国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将掌握核打击能力，其导弹范围将覆盖在700英里（约1127公里）以内，这一范围包括台湾地区、日本、菲律宾、整个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苏联部分地区，中国很可能有能力发展中程弹道导弹。另外，他也反复强调中国预计需要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才有能力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目前美国仍在其导弹范围之外。另外，在1966年5月9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结束后，美国认为很可能中国在第三次核试验中进行氢弹试爆（虽然结果不对）。在这一期间，美国仍试图去阻止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1966年6月2日，美国期望与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同意停止核试验，中美双方互相保证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
第四阶段，1966年10月28日至1968年10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第八次核试验
1966年10月28日，中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宣布装有核弹头的导向飞弹命中目标，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导弹技术。麦克纳马拉评价称，中国这一次核试验结果显示中国已经与法国的核能力处于同一高度。此时，在联合国内也有更多的代表国家表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增加其进入联合国的砝码。1966年12月28日，中国进行第五次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一次核试验既彰显了中国掌握氢弹技术，也向外界表明中国的核试验进程未受“文化大革命”影响。1968年6月30日，中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宣布发射了第一颗带有氢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1968年10月28日，中国进行第八次核试验，成功爆炸了一颗能量可达三百兆吨TNT的氢弹。
这一阶段的报道与上面几个阶段大同小异，包括中国受到世界舆论的阻力（1966年10月28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表态）以及美国继续寻求与中国关于核试验的谈判（1967年7月，约翰逊欲与中国进行关于核武器控制的谈判）。特别值得注意一点是，中国当时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核试验进程逐渐放缓。在1968年4月21日，中国宣布推迟下一步核计划，受“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影响，人造卫星发射计划推迟。
基于上述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美国政府从始至终一直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其主要说辞是中国进行核试验对于美国、对于世界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为此，美国不断要求中国加入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来，以期望通过条约来停止中国进行核试验。第二，美国认为中国进行核试验未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不管是之前与中国关系亲密的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周边的邻国。第三，美国主流媒体（这里主要指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核试验的报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如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评论报道中强调美国不必过分担忧，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成熟的导弹系统，无法将原子弹成功发射出去。当然也存在一些哗众取宠的夸大报道，如“中国威胁论”。第四，站在时常阅读纽约时报的美国公众角度来看，这些报道传递出来的信息更容易形成反对中国的公众舆论。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对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全球舆论评价，这些报道无一例外都是负面新闻。可以说，这也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荣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