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的残余势力退据上海，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部队成为国民党防守上海的基本军力。守军以水泥地堡为核心，构筑起地面防御体系；市内高大建筑物多而坚固，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业。还在渡江战役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既要为后来的建设做好准备，又要保护外国侨民。
随着解放军靠近上海，国际媒体对于上海战事的报道越来越频繁。不但全球性大报关注上海的局势，一些地方性的报纸也密切注视长江下游国共双方的一举一动。国际媒体的报道渲染了一股浓烈的恐怖气氛，这些新闻误导读者解放军的到来将带来一场灾难。1949年5月4日，英国《诺丁汉晚邮报》（Nottingham Evening Post）以几乎整版的版面告诉英国读者，“在华英国人被告知，逃离中国是明智之举”。此时，国民政府败局已然不可避免，尽管该文报道，吴淞警备司令部明确宣称将投入全力守卫上海，但作者仍然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多处引用英美驻广州领事馆发布的离开中国的劝告。5月17日，苏格兰的《阿伯丁日报》（Aberdeen Journal）报道了解放军炮轰上海郊区的战况，但文章接着说，“普遍认为解放军将逼近上海，但对这座大都市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直到饥荒让人口超过600万的上海不战而溃”。美国媒体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同一天的报道中也宣称，“解放军已经出现在龙华机场附近，这是其围困上海的一部分”。《泰晤士报》也在5月5日报道称，“上海的包围圈已经扎紧”。随后，各路媒体每天都报道上海战局，《纽约先驱论坛报》在5月10日报道“解放军沿铁路向前推进130英里”，次日报道“解放军进占昆山”。英国的《格罗斯特公民报》（Gloucester Citizen）在12日告诉读者，“据说已有2000名解放军抵达松江，此处距离上海只有20英里”。到14日，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解放军距离上海只有10英里，外国侨民开始大量逃离。尤其是英国，由于4月的“紫石英号”事件与中共关系紧张，（注：紫石英号事件也称长江事件，是在1949年4月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该军舰的军事冲突。）面对上海即将被解放的居民，在沪英国媒体不断提醒英国侨民离开。《赫尔每日邮报》（Hull Daily Mail）16日报道，“随着解放军抵达上海西郊的虹桥，138名英国侨民——主要是妇女——离开上海前往英国”。《纽约时报》17日宣布，解放军从东西两侧切断了上海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紧张气氛弥漫整个上海，这座远东曾经的不夜城已经处于高度戒备之中。灯红酒绿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尽管仍然夜夜笙歌，但总会外面的街道上已经摆放了木制栅栏。这种紧张气氛被《格罗斯特公民报》捕捉到，该报在5月3日报道了燃气委员会主席阿尔德·麦钱特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时的陈述，“撰写一份已经无法运作的委员会的报告，本身就事件奇怪的事”。在军事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对上海的通讯开展监控，甚至在沪的外国记者要将发出消息，大多要先将文章通过电报发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传回西方。这一时期的很多国际媒体报道，都注明发自香港。国际媒体对未来上海的态度日益悲观，《纽约先驱论坛报》预测，目前在围困中的上海，除非能够恢复与西方的贸易，不然“必死无疑”。在5月18日的报道中，该报告诉读者，上海的政商精英正在搭乘私人飞机或者轮船逃离这座城市，重要的军火物资也由海路运向台湾，“对于共产党管理下的上海，前所未有的阴云正缓缓袭来”。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949年5月28日
5月24日，解放军从东西两侧分别攻占浦东市区、虹桥和徐家汇车站，夜间进入市区，并渡过苏州河进占河北市区，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投诚。25日浦东市区解放，27日上海全境解放。在此过程中，上海军管会接管人员随解放军一同进入上海，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下有序开展接管。解放军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露宿街头，不进民房，谢绝馈赠，保护外侨，给上海各界留下了深刻影响。国际媒体对解放军的态度逐渐变化，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得以缓解。5月25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当天，路透社发出报道，“解放军今天一早开始和平进驻上海法租界”。《赫尔每日邮报》也报道了上海解放当天的情况——“上海，全世界第四大城市，今日被中国共产党‘占领’，但没有爆发激烈冲突”。该文称赞解放军秋毫无犯，“所有共产党的军队都军纪良好，他们没有打扰任何市民的活动……政权在平稳之中交接，只有西郊有国民政府飞机出现的地方有小规模冲突”。《纽约时报》在29日报道，“今日上海已被完全解放，共产党在这里建立起新的规则”。上海的解放并没有出现此前国际媒体普遍以为的饥荒和围困，相反，用《泰晤士报》在5月26日报道中的话说，“解放军平静地、有条不紊地‘占领’了上海”。苏格兰的《晚间电讯报》（Evening Telegraph）在上海解放当天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共产党的军队有系统地进占上海”，并且特别指出，“解放军在9点钟左右进入上海市政府和警察局，附近的美国新闻处和上海总会并未受到骚扰”。《纽约先驱论坛报》在28日也报道了入城解放军纪律严明，还介绍了对待俘虏国军的策略——交出武器后就地安置，“他们就在自己几个小时前还荷枪实弹守卫的大楼里睡觉”。这一局面缓解了在沪国际媒体和外国侨民的情绪。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在上海总会发表演说，认为无论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需要上海与国际社会开展经贸往来；新政府并未对外国人表现出敌意，在北方，那些逃离北京和天津的英国商人现在又回去了。新上海并没有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敌意，相反《纽约时报》6月初报道陈毅市长主动表示愿意接受西方国家的民生救助物资，帮助经历战乱的上海市民尽管恢复正常生活，当然前提是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援助。与国民政府的预测相反，西方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对上海解放的姿态。5月18日，《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发回消息称，“美国和英国正在采取措施，向着最终的承认前进”。在该文作者本杰明·威利斯（Benjamin Wellies）坦率指出，“国民政府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尽管该条报道被次日的英国《西部日报》（Western Daily Press）所否定，但该文同时引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没有计划参与太平洋协防计划”。实际上国民政府早已从南京迁往广州，但美国驻华大使馆却没有随之离去，而是留在了南京，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上海解放后的6月12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商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泰晤士报》1949年5月27日载解放初期的南京路
不过中共毕竟没有管理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可以说疑虑和观望是国际媒体的主流心态，如何治理上海以及能否治理好上海，充满了不确定性。此时的《泰晤士报》并没有英国总领事那般乐观，而是谨慎地指出“现在讨论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外国企业经营还为时尚早”。《纽约时报》也发表了题为“上海的考验”（The Test of Shanghai）的文章，“当中国共产党着手组建上海市政管理系统的时候，他们也走进了一个考验其治理中国能力的考场中。中国的国际大都市上海高度依赖世界市场，依靠外国的贸易、援助和经验，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难题”。5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分析了解放上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认为在此之前，中共与国际社会只有零星的接触，而解放上海意味着中共从此将要与西方社会直接联系，因此“即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将会展示在与西方国家建立直接关系方面，中共会走多远”。
上海是远东经贸中心，国际媒体普遍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贸易、货币自然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上海的经济形势稳定了下来。5月3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介绍了新政府的主要政策，包括用人民币替代国民政府的金圆券，禁止银元和金条流通。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承认，“共产党在上海开了个好头”。两天以后，该报注意到上海与西方的贸易出现了恢复的迹象，荷兰商船“莫伦科克”号（Molenkerk）获得上海市军管会批准，停靠黄浦江口岸。美国船运公司也提交了通航申请，希望“麦迪逊总统”号和“波尔克总统”号可以驶入浦江。《纽约先驱论坛报》还注意到，准许国际贸易的权力并非来自上海市军管会，而是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在向各地方党委发布的命令中明确指出，“重开国际贸易是首要任务之一”。6月初，《纽约时报》连续报道了上海市军管会禁止外汇交易和发行人民币的新闻；7月12日报道了工资改革，“上海确立了新的支付基础——工资与4种基本必需品的价格挂钩”。实际上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按照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金圆券早已失去信用，因此收兑并不困难，但不要说国际媒体，即便是上海市民，此时对于人民币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圆券也心存疑虑。临时行使央行职能的中国银行发现，前一天兑换出的人民币，在第二天几乎全部回到了银行，因为市民担心通货膨胀，在将金圆券、银元和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后，马上前往商场、杂货铺和菜场消费。然而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银元之战”很快打响。《泰晤士报》在6日报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700比1下跌到1200比1。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查封了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执行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虽然一般认为“银元之战”的胜利稳固了人民币的地位，但实际上还在“银元之战”胜利前，国际媒体已经意识到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纽约先驱论坛报》在6月3日报道称，“上海经济持续向好，稳定的新货币取代了国民政府发行的数万亿金圆券”。文章认为，人民币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市场认可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内战的胜利、对投机倒把的严厉控制以及充足的食品和物资供应。虽然文章承认部分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价格在上海解放后增加了一倍，但“普通市民并不担心，因为他们过去从未买过这类商品”。
随着上海局势的稳定，国际媒体对新上海的正面报道越来越多。一个月后的6月24日，同样是《泰晤士报》，在报道上海时开篇即说“自从上海被‘占领’以来，已经在重新成为中国最大城市和港口的道路上快速前进”。该文称赞共产党在上海的管理很快步入正轨，并称赞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劳工政策。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共的欢迎。《纽约先驱论坛报》采访了一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他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将要消灭封建主义残余，这是让中国落后和混乱的根源。他们相信应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相信知识、文化和工业的发展”。《纽约时报》在6月发现，上海市军管会主动改善与外商的关系，对中外经贸关系的管理较之国民政府更加合理，并且希望进口大量棉花，“留在上海的外国商人发现，共产党致力于双方关系的改进而非革命，致力于促进劳资之间的相互尊重而非煽动劳工运动”。7月，英国报纸《敦提问询者》（Dundee Courier）分析指出，上海并没有关上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大门，但这取决于他们站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边。8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上海市给外资企业减税的消息。上海解放半年后的11月25日，《纽约时报》介绍新上海的情况，文章指出上海的“红色官员们得到了劳工和学生的支持，人民币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尽管去年春天西方观察家们大多认为共产党治下的上海将危机重重，但中共已经赢得了上海的考验”。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